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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蒋立波

蒋立波，又名陈家农，浙江嵊州人。上世纪80年代末期开始写诗。大学时期自印第一本诗集《另一种砍伐》（）。系“星期三”诗群代表诗人之一。极少发表作品。曾获“柔刚诗歌奖”主奖（）、“突围年度诗人奖”（）等奖项。辑有诗集《折叠的月亮》（）、《辅音钥匙》（）、《帝国茶楼》（）。现居杭州远郊。

在当代语义的沙漠里，蒋立波并没有走向“修辞的放任”，相反，他在幽暗的历史场景与无意识场景之间进行“艰难的叙事”，一如“反复拭去镜子上的雾气”，探索一种具有美学意义的“成像学”。读蒋立波的诗，给我们带来的是心智上伴随着愉悦的启迪与警醒。

——耿占春（诗人，学者，海南大学人文传播学院教授）

在当代诗人中，蒋立波具有罕见的古典气质，这一气质最鲜明的特征就是坚持把诗歌视为一种交流的信念。他的诗几乎都是为了交流或者为了友谊而写，换句话说，是为了一种广大意义上的爱，对于人和事物的近于平等的爱而写。这使他比其他诗人更接近儒家温柔敦厚的诗教——这一诗教的典范就是伟大的陶渊明和杜甫——并写作一种有深度的诗歌。他的诗是人和人，人和事物，事物和事物的对话，也是时间与时间，地址与地址的对话。在他的诗中，人、自然、时间、空间以词语的方式应和着诗人的召唤成为活的、有意识的，彼此融合、交汇的存在。这一存在的典型凝结在类似这样的诗句中：“鹤望兰高昂的头/像一部失灵的雷达绝望于/白玉兰的空管塔”。这一过程正如诗人所写：“一个韵脚，召唤着我们进入存在。”然而，令人欣慰的是，这一存在的性质仍然是当代的，充满对现实的警醒、洞察、反省和精准的刺击。

——西渡（诗人，批评家，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

“互文之雪”下在蒋立波诗歌的每一个角落。这里所说的“互文”，并不只是一种修辞手法，而且是一种思维方式或诗歌方法论。蒋立波擅长在多重场景和多重经验领域之间进行切换、重叠与对位，将词语从一种语境挪移到另一种完全不同的语境。他的诗，常常在写作过程（词语的）、自然过程（风景）与政治现实（政治-伦理的）之间来回转换，或者在异域的文本现实（米沃什、薇依、列维纳斯、朋霍费尔等等）与当下的生活现场之间进行对照。由此，一个词在诗中被赋予了多重性质：自然的，伦理-政治的，元诗性质的，有时还是宗教或法律性质的（“供词”或“证词”）。通过互文和混合措辞法，他将修辞学、韵律学与伦理学、政治学进行了连接，在诗中引入了“自然的政治”和“修辞的政治”的维度。蒋立波的写作诉诸我们的痛感，对时代病症进行着具有精神起源和思想根据的道德诊断。这是一种“诗的道德感”，它体现在对那些“多出的”、“剩余的”和“之间物”的关切之中——这些从既有秩序和独白式的总体性中逃逸、溢出或重建对话性的词与物，乃是我们时代纯正道德的最后载体。从这种道德感出发，他的诗偏爱使用“尖锐”意象（例如“针”、“蛰”、“刺”）、“纯洁”意象（“盐”和“雪”）和被折磨的身体意象（例如“饥饿”、“疼痛”、“疾病”、“颤抖”）。在多数诗歌中，蒋立波展现了一种对“听力中的重音”或“沉默”的迷恋，这在某种意义上说是对神圣性或精神性的迷恋。另一方面，他的诗又是高度修辞化或技艺化的，他常常在诗中架设“歧义的跑道”，供“词的想象力”进行超低空飞行。在这一低低的、贴着现实地面的飞行中，他的诗保持了言说与沉默、修辞性与精神性的珍贵平衡，并在某些切近的时刻发出了让人不安的、时时萦绕于我们耳边的尖锐之声。

——一行（诗人，批评家，云南大学哲学系副教授）

蒋立波始终“置身于词语的惊涛骇浪”和不无凶险的修辞探险中，他的冷眼与激辩，警醒与讥嘲，都在一种变构的现实境遇里更新为一种创造性的深度与力量。在他那里，不同话语经验的穿插、连接与并置，构成语词想象和世界想象的修辞基座；而那些意外而机智的语象植入，也给语言氛围的营造带来了崭新的美学契机。在词语的罅隙与现实的褶皱中，诗人发现了汹涌其间的黑暗，但他的感受力与决断力却愈加敏锐；在对时间情势的精准把握中，他那穿越存在荒诞感和现实病症的尖锐锋芒，击中了这个时代隐秘的灵魂。

——赵学成（诗人，批评家）

蒋立波诗与随笔

在殡仪馆

哀乐，一再把自己压到低音区，

像是一种告诫：轻一些，再轻一些。

不要惊醒死者，不要让死者感到羞愧和不安。

直到词语捧回自己微热的灰烬——

已经没有谁，可以转述那替代性的生涯。因为

已经没有什么可以放弃。那些罪、骄傲、虚荣，

包括圣殿里的狂欢和仪式，都已经脱离

上帝所指派和给予的唯一的形象。

仅仅在想像里，炉膛的灼烈还在烤炙

那节省下来的悼词和眼泪。直到死者完全放弃

对地狱的反驳，生者也从审判的队列里悄悄走开。

年7月17日

古镇印象

雨巷光洁的卵石如一枚枚新下的鹅蛋，

等待商业的粗盐前来腌制。

本地导游的高音喇叭像是一种训诫：

诗，没有义务帮你认领一个冒牌的戴望舒。

年5月4日

现实主义批判

诗和新闻彼此混淆，灾难和抒情急于拥抱。

而死者紧闭的嘴唇告诉我，此时的每一个汉字

都需要接受消毒水的清洗，甚至连悼词

也需要省去多余的悲伤，除了泪水捐赠的

盐晶和沉默。当供不应求的谣言与告急的口罩

互相揭发，尖叫的手指正从电梯按钮上撤回。

病毒在教授的论文中被疯狂复制，飞沫喂养的常识

从八米之外追上来，向一只剧烈咳嗽的鹤

宣讲可疑的病理学。肺在胶片上供认，无辜的

蝙蝠倒悬于幽暗的洞穴，那被现实否定的

现实主义，像痛心疾首的官员批判着另一个

戴反口罩的自己。而病变的词语已经没有力气

站出来呼救，以向更多的亡魂请求偿还。

漫长的协商，足以让提前锻造的墓碑松动

暧昧的立场，这涉及死亡的预算，或者怜悯的

保质期。或许是第一次，我们艰难的呼吸

从集体的呼吸中分离出来，像一种幸存的语言

被白色的口号所隔离，并与变凉的骸骨为伴。

年1月31日

哨音或哀歌

……而谣言仍在人工肺的训诫里发出

粗重的喘息，像一只磨损的鼠标代替竹鼠，

在无法删除的乱码中尖叫。不会有神药，

也没有等来道歉，只有盲目的蝙蝠侠

为可疑的死亡背锅。心跳骤停，但肺叶被劝说，

如同两次死亡中间，延迟的悼词被截访。

这仿真的呼吸，从下坠的心室被遣返，

一支哀乐在快速倒带中踩过琴键的尸身。

事实上还存在第三次死亡，左右为难的死神

在艰难的谈判之后，被迫按下手印。

铜像里的烈士过于烫手，需要少量铜锈

为沸腾的播音腔降温，像临时搭建的舞台，

需要从我们中间征用若干小丑，用以润滑

机器刺耳的噪音，和渐渐冷却的愤怒。

再一次活过来，是在次日的一份外文报纸上，

一张插满管子的脸被陌生的字母簇拥，

仿佛一场加冕礼，或者新鲜的惩罚。

而面对一顶有毒的王冠，你已不可能拒绝，

像一只用力吹奏的哨子对声音的厌倦，

飞旋的球核如粗大的喉结，在内在的暴力中

加速滚动。这陡峭的音阶，冥界的拔河，

隆起的母腹中那要求聆听的腹语，

胎心如哨音急迫，向不确定的未来呼救。

年2月7日，为李文亮医生而作

在飞往曼谷的班机上读史蒂文斯

在正午的飞机上读史蒂文斯，读到他的雪人，

那寒冷的替身与人质，星系赤贫的亲眷。

“霜晶和盖着雪壳的松树的枝条。”

从机窗望出去，无数朵白云静静歇卧，

像是宇宙深处刚刚下了一场大雪。

播音员用两种语言播报曼谷的地面温度，

而书页里的雪，是第三种语言。

傲慢的冰淇淋皇帝，像濒危的物种

拒绝被走私。那比象牙更倾向于虚构的雪，

被拒绝运往不可辨读的纬度，带着

一个比难民更饥饿的寺庙，教义与虚胖的币值

以及僧侣般拒绝解冻和消融的意志。

年10月1日年1月7日修订

雨中玻璃桥

语义的瞬间断裂，发明出两列陌生悬崖，

一如你和我，在彼此身上凿出峭壁。

当我惊讶于这无中生有的坦途，

一只稚鸡，正奋力追赶一团飞渡峡谷的乱云。

在一对纯粹的矛盾之间，玻璃攥紧尖叫，

像犹豫的脚步听命于茫然的导游词。

伞柄上的弯钩恰好把我从虚空里拎起，

一根电线上，一只只希尼的小邮袋正被递送。

远处的信号塔迷失于雾和霾的争辩，

一棵苦苦跋涉的树，离鹰的服务区越来越远，

就像我们之间的留白需要更多的雾来喂养。

钢缆在雨水中忍受，玻璃内部的泪水

夺眶我的踌躇。在走向你的途中，我的每一步

都将是对重力法则的再一次克服。

两座山的敌意曾被鹰爪的意志缝合，

犹如括弧里的潜台词挪用了雨点的省略号。

犹如你是我必然的风景，我是你偶然的取景框。

一座桥绷紧身体里玻璃的呼救，

这地质学的塌陷，托举起一颗心的坠落。

年6月20日

雨中收到南方友人快递的诗集

蜂巢柜里，一架“幽灵飞机”低低轰鸣。

大雨正骤，一次迫在眉睫的迫降

压低云团里安静的水库。

遥远洋面上，一场热带气旋替一只蝴蝶

睁开眼睛，但我不再关心它的名字，反正

接下去写的每一首诗都将是秋天的诗。

这些带着南方暑气和节律的句子，

从烟火缭绕的排挡起身，问候两支雨刮器

撑开的薄雾里不断瘦身的秋意。

我承认至今没把博纳富瓦读进去，

像一条冒失的桨橹迷失于歧义的水草，

误译的部分或许恰恰最精彩，

如同晦暗的日子，总会有意外的打赏。

一张透支的信用卡已把我锁住，

异议的鹅毛笔，为雁阵的余额添几枚鹅蛋。

法院的文件柜里，只有蟋蟀翻阅

灰尘涂改的案卷，一个深埋的冤魂

被降e大调彻夜弹奏，而申诉

早已失去对象，我的怯懦轻易地获得赦免。

石头教堂尖顶上的乌云，终于

被一把后备箱里沉睡已久的天堂伞催泪。

一颗仅存的雨滴抓住四散的伞骨

如缺席的神抓住强盗和兵丁。

但现实不可能被悬铃木的尖叫抓住，

它允许失魂落魄的我，与更多的冤魂错过。

年8月31日

三苏园赏侧柏，致苏轼

侧柏，侧身而过的侧，也是侧目而视的侧。这是否意味着你留给我们的始终只是一个侧面？如同展厅里挂着的一幅幅画像在互相补充，拼贴，缝缀，又在毫不留情地互相揭发，推翻，质疑。哪怕是据说最接近你真容的那一幅，“右颊黑痣数点”，也仅仅是给历史的迷案再添加若干疑点。到茨笆镇右转，就进入通往三苏坟的小道，我们穿过美甲店，银行，东坡书屋，中国移动，寻找通向你的一条线索。中巴车一路颠簸，堪比坎坷生平与履历，像苹果手机的屏幕上震出的一串乱码，那难以破译的歧义和现代性。路边两行柳树，像是特意贴上去的睫毛，用西湖那里借来的睫毛膏。而眉毛在更远处，有着刚描出的淡淡的墨痕，像四处飘零的偏旁注定失去籍贯。事实上，你就是自己的偏旁，习惯站在自己的旁边观看，但这并不妨碍无数个你之间构成的锐角，那全部的现实：开阔与狭隘，坦途与陡峻，返乡与流放……从眉山到郏县，你就是你的天涯，边境，明月。你涉足过的二十四个地方，给你送来各自的一抷泥土，这些命运般固执地追随过你的泥巴，在你死去千年之后，仍像父亲和兄弟那样保持着最大限度的忠诚。奔趋的肉身速朽，但来自永恒的酬谢将不断地到来，犹如白杨树后面涌动的麦苗，在一荏荏地返青。树梢上的一只鹊巢，像你为我们标出的疑问、记号和提示，它空出来，成为时间的容器或当代的留白。而唯有葱翠侧柏让我惊心，它们顺从风的吹拂，顺从那无名之力的扭动，一律向同一个方向俯身，但与其说故乡在望，毋宁说故乡本身就是最大的穿凿，死去的喜鹊用仍然坚硬的喙凿开人类的傲慢，纠正我们走调的方言。鸟鸣的橡皮擦负责擦去比党派更固执的偏见，默温写给你的那一封信，则由白云负责代收。扁平的侧柏叶在静静落下，一层层把你覆盖，像细小的鳞片裹紧我们共同的伤口。有别于松针的尖锐，它在药柜里是一味凉血止血的中药，“归肺、肝、脾经”。千年之后仿佛你仍在告诫：“煎服，6～12g。外用适量。止血多炒炭用，化痰止咳宜生用。”千年之后一枚肺叶在霾中畅游，它懂得我

这裸子植物门外的旁听生，也有交互对生的沉默。

年11月24日

病毒研究

（己亥除夕夜答友人）

竹鸡在窃喜，獾猪哼唱的小调几近说梦，

蝙蝠仍在洗白更多的无辜。

新春贺词里的每个汉字都是疑似，

增粗的纹理，扩写有待确诊的武汉史。

死亡前赴后继，从每一个高烧的数字

返回到被统计学遗漏的针孔。

口罩在隐瞒，螺旋CT忙于逼供，单峰骆驼

复制被隔离的远山，如莺歌复制燕舞。

不断变异的恶，复制真理中寄宿的病毒，

那因傲慢而带来的无神论的肿胀。

红烧狐狸在沸腾的油锅里比拟盛世，

妖娆舞步，踩过稀粥浮起的菜叶与饿殍！

秘制刺猬怀揣钢针，在鲜美的汤盆里

与饕餮者谈论帝国的审美和德性。

盐焗知了，干烧斑鸠，土椒大雁……更多的宿主

在控告：毁灭的菜单，缓刑的观察期。

而我们只拥有更多的遗忘，试图以此躲过

神的震怒，并为仅存的呼吸埋单。

而惩罚自有古老的乘法，彻夜呼救的肺叶

或许就是另一部灾难史的扉页。

绝望的药方在药柜里等待着医治。

一座空了的死城，老鼠终于可以从容过街。

*秘制刺猬、干烧斑鸠、红烧狐狸、盐焗知了、土椒大雁，均为武汉华南海鲜城附近野味馆菜单上的菜品。

年1月25日

站在苍蝇这一边

早晨起来，我在木质楼梯上看到

一只只冻僵的苍蝇，那依然碧绿的头颅，

如同一枚枚细小的纽扣徒劳地

扣紧冷风中松开的怜悯。

复眼里替我们储存的亿万张照片

等待着冲洗，但宇宙的暗房已永久关闭。

世界的血开始冷却，

就像我二流的忠诚在低音里

触摸到祖国冰凉的体温。

翅膀比殓衣更薄，像微微颤动的机翼

似乎还在努力捕捉起飞的信号。

这永久取消的航班，晦暗的盲道，

退化的上颚与下颚之间咬紧的

失去联系的上下文。

绝望之处在于，它们已找不到

为自己播放哀乐的同类。

而更绝望之处在于，站在苍蝇这一边

偏见比偏旁更偏离歧义丛生的航线。

年11月11日

这一天适宜沉默

这一天适宜沉默，翻书，饮冰，

尽管窗外的挖掘机和知了不会停止聒噪。

世界不会向我出借一个铲斗，替我挖出

一本著名诗刊下面埋着的《越界》。

这一天地球难道真的在疯狂倒转？

那根不存在的轴，或许已批准我们逃离

囚禁我们的这个热病和高烧的世纪。

往回走，这一天的我

或许会与昨天的你迎头相撞，

如同与一颗陌生的小行星拥吻。

发炎的牙床和齿缝里穿行的牙虫，

案板上的肉和磨亮的屠刀，

高尔基和曼德尔斯塔姆，

卡夫卡的甲虫和小写的“k”，

兵营里笨重的皮靴和卑微的蚂蚁，

仿佛都已经在这一天达成谅解。

仿佛沉默的词在等待着我去夺回，

像一份落满灰尘的合同，不会获得声音的辩护。

从沉默的合唱团里，我取回焦黑的声带。

从一个沉默的刻度，我取回不被允许的雪。

年8月1日

口罩研究

当人们开始纷纷摘下口罩，涌向热烈的街头，

一只孤独的口罩还垂挂在车内后视镜上，

像一面不肯降下的国旗。事实上我更倾向于

它是一面向瘟疫举起的白旗，我愿意承认

写诗的“无力、无助和无奈”，我乐于效仿米沃什

审慎地否认自己“专业哀悼者”的角色，哪怕

我们的脚“踢到了亲人未曾掩埋的尸骨”⑴。

在这个意义上，一只废弃的口罩更接近于一片白肺，

它彻底放弃对呼吸承担的责任，就像自由，

它已不可能被谈论，因为我们“不知道自由是什么”⑵。

但哲学家们仍在固执己见，继续热衷于

为“赤裸裸的生活”⑶辩护。尽管人民已经同意

放弃面对面的交谈和拥抱，甚至包括悲伤的权利。

人民不需要哲学，因为炉膛的烈焰和冲天的烟柱

在代替我们发言，唯独春雷一声不吭

如哑掉的土制炸药，怠工的引线仍拒绝提供

病源的索引。而死者终于可以回家，他们省下了

床位，口罩，插管，呼吸机，和呼吸。

他们省下悼词与挽联，和未获批准的眼泪，

那些有毒的字，词，句，一个祈使句在鞠躬中

拦腰折断的音节。甚至，他们省下了我们的道歉，

那无人认领的小数点，满地手机集体的尖叫。

春风在吹！我忍不住扯下我的口罩，这春天的封条。

此时的口罩更像是白云，它已经吸附太多飞沫

慷慨的馈赠，车窗外不断输入的风景。

它攀爬在后视镜上，代替我查勘观念的追尾。

但死神从不吝啬，新增打脸疑似，南希单挑阿甘本，

仓促复工的伦理学开始接受死亡新的订单。

而对准你的测温枪很可能是假的，因此有必要

让高烧不止的额头再补上那虚拟的一枪。

注：

（1）诗句出自米沃什《一个例行的哀悼者》。

（2）借用自多丽丝·莱辛的谈话：“是的，不知道自由是什么，就无法谈论自由。”

（3）“赤裸生命”系意大利哲学家阿甘本发明的政治学概念。

年3月30日

衣鱼

衣鱼，这好听的名字，它的发音听起来像是抑郁，异域，呓语？但其实它就是书蠹，一种寄身于书柜的缨尾目昆虫。它吞吃浆糊里的葡聚糖、书籍装订线、纸张、相片毛发、泥土、亚麻布、丝绸、人造纤维。我说，这一定是它的笔名，吃掉了这么多字，它应该也会写诗。但它并不是鱼，尽管它畅泳于词语的惊涛骇浪，一本书中埋伏的暗礁或漩涡，而最吸引它的，无疑是一首诗没有写出的部分，比如莲塘深处一声不吭的藕、习惯从不表态的淤泥。它既吃“晦暗的鱼鳞”，也吃嘹亮的蛙鸣，偶尔在褒义词与贬义词之间费尽踌躇，在悲痛的词与狂喜的词之间左右摇摆。但极少咬到一根履带，一截墓碑，因为在它之前这些沉默的词已被更锋利的牙齿挖去。其实它并不需要一口池塘，更不需要一座大海，喂养它的恰恰是干旱，那“满纸荒唐言”，或者干脆就是一纸空文。在历史的迷雾中，双关，反讽，虚拟，口吃的修辞穷尽之处，衣鱼沾着满嘴的胶水和我们说话：“此处删去……”年9月22日

反讽之雾

早晨起来，从巨洋饭店27楼的落地窗口上眺望

远处的长江，中间隔着一层薄雾，

只能辨认出江水模糊的轮廓。就像茶几上刚刚打开的

一本多语对照诗集，若干个语种之间弥漫的

一场更大的雾。我试着用汉语朗读它们，

舌根音，唇齿音，塞音，浊音……那么多陌生的音节

艰难地滑过拥堵的喉管，在异国的空气中轻轻引爆。

雾在小心地避让，躲闪，仿佛我滞重的声带里

真的埋伏了一截雷管。只有原文喑哑着，

像蹲在旁边的刮胡刀，含着满嘴的胡须默不作声。

昨天我还刚刚见过这位意大利诗人，

在颁奖现场外握手，合影，但无法用语言互相交流。

好在我认识他诗集里写到的雪茄，大衣，领带，

洗衣机，厨房，镜子，戒指，壁挂炉，

以及呼吸，幻想，感染，国王和被遗弃者＊。

他也写到了雾，“这不知所措的牛奶之雾”，

只是我不能确定，这“使噪音的粗鲁下沉”的雾

是不是罗马或威尼斯的雾？那“沥青上的脸颊”

有没有留下压路机履带的齿痕？

唯一可以确定的是，我从主持人宣读的授奖词里

听到了一个词：反讽。是的，他的雾也是

反讽的，一种临界的“现实主义”，它不可能被翻译，

如同不断嵌入我们身体的假肢和假牙。

＊这些短语均系意大利诗人、“临界现实主义”诗歌运动创始人奥尔达尼诗集《沥青上的脸颊》中诗的题目。

年10月17日

晨读阿莱士·施蒂格

一本诗集的封面上，一只蝴蝶飞临。

敛翅的瞬间让一场风暴安静下来，

那些大大小小的圆像无数餐盘在我眼前旋转。

在无数个偶然中，它被一个必然选中。

在无数的睡眠中，它只被一个梦所虚构。

纤细的足像是试探：这是中欧的一个微型机场吗？

仿佛引擎还在轰鸣，诗学里的地缘政治微微震动。

优雅的姿态接近于一次完美迫降，

“从伤口另一端”，新建的跑道指向你的缺席。

小语种里拱出更灵敏的触须，它们总是那么迅捷

找到清晨的光线如寻求词语的庇护。

意义保持了必要的沉默，以便事物开口说话。

翅翼如书本合拢，你被关在里面等待庄子的解救。

作为你从未谋面的陌生读者，

我的舌尖被回形针别进一条向内弯曲的道路。

藤条桌面上，光在玻璃内部“经受无尽的变幻和滤析”。

蝴蝶携带的风暴让地图的页边翻卷，

而遥不可及的原文躲在背后，发出善意的嘲讽。

年8月15日

一种“作为遗作的诗学”（诗学随笔）

此刻，窗外的知了正不知疲倦地大声嘶鸣，那竭尽全力的声线，联通着一只随身携带的音箱。在这地方性的鸣叫和一本诗集里词的沉默之间，生命的弦索绷紧着。

最近总是传来不好的消息。似乎空气里到处漂浮着死亡的颗粒，暗黑，粗大，沉重。在这样的空气里，我们呼吸艰难，似乎不知不觉中我们也成为了疾病的一部分。死亡如影随形，马不停蹄追逐着我们。

长久以来，一种不容置疑的必然性统治着我们。死亡总是粗暴地阻断我们的生存，在这里面，一种巨大的可能性被活生生地扼杀，或者驳回，仿佛一切都没有存在过。而且总是在我们毫无准备的那一刻，死亡走到了我们面前。他说，请。他冷酷阴郁，但彬彬有礼。

那一刻，我几乎和回地不约而同地想到了一个概念：遗作的诗学。这是骨灰瓮里仁慈的灰烬对我的告诫：把每一首诗当作遗作来写，把写下的每一个词当作世界的遗骸。我们在整理已故朋友的遗作的同时，我们也在写下自己的“遗作”。“遗作”这个字眼，使呈现在纸上的每一首诗歌获得了一种庄严的感觉，也就是说，迟早有一天，我们自己的诗歌都将成为自己的“遗作”，我们卸下的每一个词，都难以逃脱“被整理”、“被检视”或“被淘洗”的命运。

赵健雄先生看到我这个说法后跟我说，遗作，听起来未免太悲观了。

或许他是对的。我们还是应该对这个世界抱以希望。当然，我也相信他应该能够理解我是诗学的意义上使用这个词。但我知道他的意思，他是希望朋友们的写作能够呈现出一种更加积极的价值。即便作为幸存者，我们也应该让我们的写作受雇于一种精神的建构，一种祝福和呼唤。

德国剧作家海纳·米勒曾经这样说到：“死人在历史中并未死去。戏剧的一个职能就是召唤死者——与死者的对话不能停止，直到他们交出与他们一起被埋葬的那部分未来。我们必须把死者当作对话伙伴或对话捣乱者来感受——未来只会从与死者的对话中出现。”尽管海纳·米勒谈论的是戏剧，但在本质上，诗歌与戏剧一样，也承担着召唤的职能。

是的，我刚才说到的“可能性”其实正是海纳·米勒所说的“被埋葬的那部分未来”。因为死亡，本来还在无限延展的那一部分生命，那丰富而生动的“未来”，被无情地埋葬了。

那一天我赶在邮政局工作人员下班之前领取了王驰的诗集。从北方一家印刷厂里出发，经过一个星期的长途旅行，王驰以这样一种方式回到了我们身边。天气异常闷热，我拎着这两捆诗集，大汗淋漓。但我内心里感到的是一种欣慰。哦，我还能够出汗，这实在让我感到庆幸。在这个日益干涸的世界上，汗水和泪水或许是最后两种值得珍视的液体了。在汗水和泪水里，毕竟还珍藏着足够多的盐粒，帮我们赎回那些丧失的东西。

这里我必须再次提起6月21日那个晚上。朋友们冒着大雨从各个方向赶来汇集到越乡茶楼，像一颗颗雨滴，从北京，从杭州，从绍兴，从各个角落，流淌到一起，抱成一个幸存者的俱乐部。像一个节日，我们一起迎接一位故去朋友的归来，尽管他是以缺席者的形式，但正因为缺席，所以他无处不在。他复活在那些词里：他生命的代码，有待我们一一破译。因为我相信“遗作里必有神秘的托付”。

这其间有一个荒诞而吊诡的插曲。因为我们跟王驰以及其他一些诗友曾经在“帝国茶楼”相聚，所以回地和我都倾向于在这个颇有纪念意义的地方举办王驰诗集的首发仪式。但杜客在群里告知，帝国茶楼停业了，可能要开到新的地方去。那意味着活动只能另外找地方了。

茶楼关门了，帝国却岿然不动。帝国茶楼成为了一个巨大的象征。

那晚我说到了一句话：幸亏还有死亡，把这些文字重新擦拭了一遍。我由此想到，我们或许更应该赋予死亡更积极的意义。死亡不会是终结，它或许更是一个开始。只有在这样一个思考坐标里，死亡和生命才能获得一种有力的对称。也是在这样一个考古学的意义上，我们的写作确实应该像一把铁锹，致力于对死亡持续不断的挖掘，直至那“被埋葬的未来”重新出土。

或许，只有经过“死”的淘洗，“生”才是值得信赖的；也只有在“遗作”这个巨大瞳仁的逼视下，我们的写作才能获得一种鲜活、悲悯的力量，从而孤绝于这个时代、甚至孤绝于语言本身，最终抵达一种镌刻般的深邃。在那里，生与死的界限通过一种幽灵学的语言“遗嘱”被最终取消。“我仍可以看你”（策兰诗句），被埋葬的那部分未来被唤醒过来，并经由死者（遗作）交付给我们。就像神在创世纪里干过的那样，一具死亡的沃土里被吹入了一口气息。

“……嘴唇曾经知道”，当策兰这样在诗歌里喃喃自语，我们听到的正是那样一种“遗作”所散发的巫术般的呼唤。在一个人人被剥夺、人人是囚徒的权力结构和“囚徒困境”里，我们每时每刻都沦丧在被剥夺和被流放的深渊中，但幸亏“嘴唇曾经知道”。幸亏还有死亡，在那些晦明不定的时刻，一遍一遍，把蒙尘的纸页重新擦拭。

是不是可以这样说，有没有这样一种“遗作意识”，构成了对一个诗人生命长度和创造力的深刻测量。而那些杰出的诗人，是否意味着“提前进入遗作的行列”？他们自愿与幽灵结伴，他们只效忠于永恒和至高的存在，因此，正如华莱士·斯蒂文斯所言，他们提前“死掉了自己的死”。遗作意识是对匮乏和贫瘠的克服。遗作成为了诗人的一份留给未来的供词，或精神自传。当然，这种“提前进入”毫无疑问是一种冒险，因为这样的“遗作”有赖于未来的呼唤并重新出土，也即是说，提前的进入也存在着被遗忘的可能。

在我的书架上，这样一类作家可以排成一个幽灵般的队列，并在不同的阶段受惠于我：里尔克、狄金森、茨维塔耶娃、卡夫卡、黑塞、保罗·策兰、曼德尔斯塔姆、丽斯年斯卡娅、雷内·夏尔、奥康纳、海子、骆一禾、张枣……当然，在哲学与神学的领域也有这样一个长长的纵队：舍斯托夫、别尔加耶夫、朋霍费尔、本雅明、西蒙娜·薇依、齐奥朗……这个名单还可以继续排列下去。要着重强调的是，并不是说只有已故的优秀作家和诗人才有这样的“遗作意识”，而是应该倒过来说，在世时，他们的写作中就早已自觉不自觉地灌注进了这样强烈的意识。

有一点必须澄清，遗作意识并不意味着对死亡的迷恋和膜拜。恰恰相反，遗作意识是对死亡的超越。在死亡堆叠起来的巨大的建筑物上，他们的日常工作就是搬运这些死亡的砖石，最终留下一片空旷的废墟或遗址，并以此抵抗一种可怕的匮乏和贫瘠。遗作意识是对匮乏和贫瘠的克服。

说到底，遗作意识乃是一种对神秘的转变和交换的深刻认识。诚如意大利学者阿甘本在一篇思想随笔里说的：“如果对于犹太人来说，弥赛亚的时间永远意味着一个过去时间和将来时间的转变，那么这一节日（所有节日）的时间就意味着一个时间的反转，通过这一反转，完成和未完成、过去和未来相互发生了交换。”而对于写作者来说，每一次写作就是一个节日、一个庄严的仪式。在真正的写作中，不仅“完成和未完成、过去和未来相互发生了交换”，而且生与死也在界限的消弭中互换礼物。

在奉“出生入死”为圭臬的汉语言语境里，这种强调“向死而生”、“出死入生”的遗作意识未免显得陌生，从而因理解的难度而导致误读。

加拿大作家阿特伍德曾说到：

“所有的作家都在向死者学习。只要你继续写作，你就要继续探索前辈作家的作品。而且，你还感觉到自己被他们评判，要对他们负责。因为死者控制着过去，控制着故事，同样也控制着某些真理。

死者或许在看守着宝物，但是如果不将宝物重新带回人间并允许宝物自此进入时间，宝物就只是无用的宝物。”

这段话里包含了一个杰出的作家对假想中的读者的选择、挑剔。也就是说，这样的“理想读者”可能存在于未来，更可能存在于过去。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他们都已经全然摆脱了各种短视、功利、虚荣的干扰，而只面对作品本身，以及作品背后的“人”。

因此，我们有必要去思考一种面向未来与过去的写作。因为有一点已经毋庸置疑，那就是在文学领域，死者甚至比生者更可靠。因为死者的评价和肯定比生者要更可信赖。比如，李白怎么评价我，或者杜甫怎么评价我，肯定比伊沙怎么评价我，西川怎么评价我，要显得重要，要更有价值。

“我们欠死者什么？”阿甘本的提问，或许可以理解为他代替诗的强有力一问。

年7月18日初稿

年5月5日修订

本期组稿：雪鹰

制作：少爷、张思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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