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内部照亮现实遭遇弗兰茨卡夫卡

从内部照亮现实：遭遇弗兰茨·卡夫卡

默雷｜文

几乎是每天，无论是阅读还是写作，抑或是别的平淡无奇的生活，只要略微沉思，便毫无例外地与他相逢。这就是一种宿命。他——弗兰兹·卡夫卡就站在某个中心而不停地变换着各种姿势、旋转着向四周辐射。不管我站在哪个角度，哪个方向和哪个位置，遭遇的总是他的深邃的目光和凝视。我似乎陷入了他的魔圈和泥淖，拼尽全力也难以挣脱他所带来的，对这个世界的深刻怀疑与反抗。他的荒诞意识，深刻地触动着我，使我面对生活的时候，常常陷入对自己的怀疑，甚至憎恨。似乎我要想的事，我要说的话，或者我将要写下的某个词，在一百年前，他早就想过和说透了。而那个词尖锐的令我眩目和惊愕。卡夫卡的存在令我绝望，他闯入我的文学视野绝对是一起巨大的精神事件。他的出现在某种意义上是对我心智和思想的一种挫伤，乃至挑衅。在他面前我似乎一瞬间成为一个被启蒙的学童，永远处于一种听众的状态。质言之，卡夫卡是人认识世界和生活的教科书。由于他的伟大与深邃，由于他——一个完整的世界被肢解，人们得以在被肢解的碎片中朦胧地目睹世界和自己的面容，以及聆听世界与自己的声音。也正是由于他，世界的荒诞与现实的丑陋从一个词的脂肪下油腻腻地滑脱出来，他才成为一个清醒的迷失者。二十世纪的世界文学，卡夫卡的声音，无疑是独特的，也是不可重复的。

在我与他的相逢中，他的思想从未给我一个完整的系统的抑或线性的路径。哪怕是一种简略的暗示都没有。他破碎地、杂芜地、散乱地如海滩上的贝壳，尽管有的已经风干，有的约略带着潮湿，有的甚至掩藏于沙砾之中，但它们就散落在那里，这却是真正闪亮的珠贝。我将永远处于一种捡拾的状态之中，最终也不会有人知道这贝壳的数量。然而，这就是卡夫卡，一个违逆常规和反抗自己的人。他让世界惊叫，而自己平静地思考；他又让世界满足而自己痛苦地挣扎。一个被矛盾的尖锐和犀利充满的人，他的现实就是他的思想，而他的思想就是他的写作——一个大于他的存在迫使他说出“倘若我不写作，就会被一只手坚定地推出生活之外。只有通过我的写作我才停留在生命中”。他将写作和思考推向文学的极端。他的文学世界就是我们的现实生活，没有哪一个形而下的生活细节脱离开他形而上的精准透视。似乎生活就是一些彼此毫无关联的谜语，而谜底就在他的手上。他兑现了“从内部照亮现实”的诺言。

与卡夫卡的灵魂相遇是痛苦的、痉挛的和恐惧的，甚至是绝望的。由于他使我们观瞻了整个人类的丑恶灵魂，以及他承担的苦难和悲剧性。“我们生活在一个正在下陷的谎言和幻想的泥淖里，那里降生了许多残酷的怪物，它们冲着记者的镜头友好地微笑，同时却已经像践踏讨厌的昆虫那样，从千百万人身上践踏过去，然而却没有一个人注意到这一点。”他又说“我们看见，这是由人自己建造的迷宫，冰冷的机器世界，这个世界的舒适和表面上的各得其所越来越剥夺了我们的权力和尊严。”他甚至说“整个世界都是悲剧性的，技术的铁拳粉碎了所有的防护墙。这不是主义。这是赤裸裸的日常生活。我们像罪犯被绑赴刑场那样，被赶往真理。”惟其如此，他才在日记中面对人类的良知呼出了“在和平中你寸步难行，在战争中你流尽鲜血”的切肤之言。倘若没有对人类的大悲悯与大宽容，没有对现实的大悟彻与大敏锐，没有对自身的大痛苦与大承担，就绝不可能将现实生活映照在黄昏的血泊之中。

我们看到的和经历的正是卡夫卡展示给我们的荒诞生活。他最大限度地逼迫我们去面对一种熟悉而陌生的世界和自己，以生活来缓解人与世界、人与现实的对抗与敌意。卡夫卡让我们意识到了人的权力和尊严，意识到人的信仰和人的自由。他启示和改变了我们审视生活，乃至一切事物的思维方式——逆向与反证，常常会使我祛除迷误而突入核心。从而在本质上改变和转换了我对待世界和生活的态度。所以，我目击与亲历的那些生活总是那样的不和谐，似乎总是存在各种各样的毛病和缺损，这与我对待与观察事物的方式有关。卡夫卡的声音对我是致命的。在某一时刻，我困惑于一个观点、一种思辨，究竟是我的还是他的？这种纠缠与重合直接影响和分散了我的判断力，混淆了思想与思想的界限。所以，我以最大的努力克制自己不去碰他，并竭力回避他的目光和有意与他保持一种适度的距离。越是这样刻意地努力，他对我的诱惑就越剧烈；距离拉得也就越大，那种浸入他的世界的心情也就越迫切和激烈。这源于我的现实生活与卡夫卡的世界太贴切、太吻合、太似曾相识了。我无法摆脱他的话语世界，如同我无法炮制一个新的话语世界一样，成为一道无形的栅栏与屏障。他的世界是由内部向外扩展的，他的清醒、他的透明、他的敏感也许使像我们这些生活很现实的人所无法理解的，因为我们与那些现实的、切关自身利益的东西贴得太紧。有时甚至是一个东西。所以，我们看世界是由外向内探悉的，我们与世界的距离，决定了我们的眼光和心智的迟钝、封闭与平面，以及混沌。一首通俗歌曲在一夜之间就能流行和风靡起来，不再一次印证了人们对此的肤浅、粗俗和短视吗！

卡夫卡的精神世界是富足的，这几乎是个发现与创造的王国。这个王国是卡夫卡式的，他以日记、札记、书信的方式建构起一个隐秘深邃然而也是一个传奇的王国。他是王者，他把这个世界的幸福、灾难、爱情、人道、罪孽、苦难、艺术、人性、灵魂与死亡……一览无余地包容于文学的心灵，用无止尽的写作奠基和驾驭这一切。进入阅读状态的我，尤其对他的私人性质的那些谈话、日记与书信等情有独钟。由于这些私人性质的资料构成了他整个文学世界的另一面，这本身就是最生动和深刻的文学。卡夫卡将文学的体裁变得更为宽泛，并将它推向极致。与其说这是在与一位文学家打交道，倒不如说我们在与一位现实的人交谈更为恰切。

在我看来，体验生活并不等于就能感悟生活。体验生活只是经历和熟悉，并没有将其中的晦暗升华为一个精神性事件；而感悟则纯属于形而上的精神事件，它是一个人与世界、与自身、与生活保持怀疑或信任的基本的姿态，它来源于一个人心灵的敏锐与承受能力，以及他的释放能力。也来源于一个人深入世界的敏感与发现。卡夫卡并非一位哲学家，他的写作只能以文学的方式展开。换言之，他是以形象思维的方式来吸纳、释放他对世界和生命的思考与感悟的。而不是以逻辑的缜密来建构一种宏大的哲学体系的。对我来说，他的思维远比学院式的体系性哲学思想更为睿智、深刻和富于洞察力。有时候，诗人、作家的思想，来的比哲学家的思想更激烈而坦率，更尖锐而深邃。因为他们融合了更多的实际经验。犹如一座活火山，随时喷涌炽烈的岩浆。卡夫卡的敏锐和敏感是罕见的、稀有的和隐秘的。在我的经验世界里，敏感总是蕴含着某种悲剧性和受难性，有时候它与痛苦几乎就是一个词。而卡夫卡的一生几乎是悲剧性的，他曾两次与菲利斯·鲍威尔订婚。从年9月至年10月，卡夫卡致菲利斯的信保留下来并已发表的就达封之多，而他最终与她并未成婚。从年4月，卡夫卡与密伦娜·耶辛斯卡频繁通信（密伦娜是卡夫卡小说《司炉》的捷克文翻译者），持续了一年半左右。这是卡夫卡一生中最强烈、最真挚的爱情绝唱。由于米伦娜·耶辛斯卡当时已婚，卡夫卡与她进入热恋之后，有时一天不止写一封信。卡夫卡写给她的信，密伦娜一直保留到二次大战爆发。直到她被捕前转交给了她的一位朋友，最后她死于法西斯纳粹集中营。而这一次的炽恋也无疾而终。在与密伦娜交往前，卡夫卡曾与尤丽叶·沃里采克订婚，但遭到父亲的反对，随后与尤丽叶·沃里采克解除婚约。年他又提出与他一起生活的多拉·迪特曼结婚，但遭到多拉父亲的断然拒绝。这一年5月，身患喉结核的卡夫卡在病榻上逐字逐句校对完短篇小说集《饥饿艺术家》的清样，泪流满面，6月3日死亡天使降临在他的头上，迫使他的心脏停止了跳动，年仅41岁。

行笔至此，我几乎和他一样泪流满面，我强烈地感到四面八方的黑暗正向这满含泪水的眼睛堆积，我无法抑制那泪水的夺眶而出。这悲剧的天才，具有舍斯托夫所说的双重视力，他借助于天使眼睛的圣光，照亮污浊的世界和猥亵的人间，同时也焚毁了自己。死是不可克服的，正如生是无法遏制的一样。

遭遇卡夫卡，意味着遭遇一种新的命运。它来自写作以及由写作引发的与世界的对峙、妥协与融合；与生活刻意保持一种距离，一种忍耐和一种节制。他逼迫我从怀疑开始，甚至包括怀疑他——卡夫卡。他临终前嘱咐其挚友马克斯将全部已出版和未付印的作品、手稿与信札全部焚毁，这足以说明他对自己已经产生怀疑。他对自己的怀疑，引申为他对世界的怀疑和不信任仍在思想中持续而远未结束。而我对生活对世界的信任远远大于对它的怀疑，如果可以说真话的话，远远大于对它的疏离。盲目和茫然，使这种由写作繁衍出来的对世界对生活的态度，大大挥发和削弱了我们洞察它的敏锐和深刻，这也是致命的。关键是发现与创造。卡夫卡之于我们的意义，就在于他启示而不仅仅是启发我们：面对世界你永远是个悖论者。这种对立不是表面的、形式的，也不是生活中伪装的；而是本质的内敛的和形而上的大睿智和大敏锐。太平盛世和歌舞升平带给人们的迷惑从来都是灵魂性的，如同雪白而纯洁的可卡因，它的魔幻性的迷惑使精神不得不在倾斜中倒向依赖。仅仅保持和拥有清醒和冷静是不够的，必须变得如同犀牛的角一样犀利与尖锐。犹如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卡夫卡那样，必须擦亮死亡天使降临时留下的第二只眼睛，才能洞察阳光里的阴霾，自由中的专制，真理下的谎言和正义之上的凌驾。俄罗斯思想家舍斯托夫在《在约伯的天平上》一书中，多次评价和称赞陀思妥耶夫斯基具有这种双重的深邃的富有洞察力的眼睛。而卡夫卡同样具有与陀思妥耶夫斯基一样的双重视力，甚至比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锋刃更明亮，走的更远。

卡夫卡对写作的痴迷是罕见的，甚至是极端的。换句话说，写作就是他的生活方式。且听他的自白“当哪一天不是通过写作和与之有关的事情而获得幸福时，而恰恰在写作上无能为力，这时车还没开便翻了，因为对写作的渴望无论在哪里都大大重于其他。”即使沉溺于爱情中，他也不厌其烦地向菲莉斯解释自己的写作理念“因为只有通过我的写作我才能停留在生命中……一旦我失去了写作，我便必然失去了你，失去了一切。”他又强调“写作是我根本的好的本质。如果说我身上有什么值得称道的东西，那便是它了。假如没有它，没有脑子中这个希望获得解放的世界，我绝不萌发获得你的念头。”之后他又进一步向菲莉斯解释说“我与写作的关系和我与人的关系是不可改变的，它们建立在我的本质中，而不是暂时的状况。”他甚至把写作推向生命的另一片风景——人的自救。“每个人都以自己的方式离开地狱，我是通过写作。所以在不得已时，亦只能通过写作，而不是通过安静的睡眠以求留在人间……所以我怀着战战兢兢的恐惧，在种种干扰面前死死抱住写作不放，而且不仅是写作，也包括写作所需要的孤独。”卡夫卡把自己与世界牢牢地捆绑在“写作”这架战车上，任其驰骋，只有这样用他的话说“才能赎回迷失的自我”。写作对他来说不是一件工作，而是一种必须、一种自觉。如同生命需要空气一样他则需要写作。甚至一刻也离不开它。他的浸入使他最大限度地获得了一个与世界相互摩擦并释放其火焰的话语空间，他的话（除了他的小说）几乎完全是说给自己心灵聆听的，最多不过是讲给某个人或某几个人听的，他的私人性质决定了他的坦诚远远大于他的掩饰。他不同于我们时代的御用作家，先摆出一副架势，然后借用一堆意识形态的铠甲和资源，在贫乏的堆砌中你看到的却是一座不发光的金字塔。卡夫卡的严谨表现在他的小说创作中而不在他揭示事物的方式和态度上。这是批评家的领地，而不是我的话题。我要表明的是，卡夫卡是我见过的把写作与生命抱的最紧密的一个。在我看来，几乎就是一个东西。用生命拥抱写作，用写作放大生命；把生命交付写作，把写作还原为生命。他催促自己“将世界升华到纯洁、真实、不变的境界时才能获得”的这种幸福，在他只能是一个理想的抱负，至死他也没有看到这一刻的降临，哪怕像流星仅仅在内心短暂地隐现也没有发生。

卡夫卡对我的腐蚀是隐秘的、生活化的，而非纯粹文学化的。他刺激我在平庸的生活中充分认识自己的能力范围，并面对日益物质化的商业消费的围侵，保持一种独立的不被各得其所的表面繁荣所迷惑和倾倒的弹性。在文学上，他使我从对知识性的浩繁的卷帙的迷恋中抽出身来，更冷静和客观地恢复自己的固有神态。并且从对那些一再使我深陷尊崇与依恋的文学神位的遮蔽中拯救和解放出来，回返到一种现实的本真与自明状态。文学从来就没有过神话，更没有所谓的“神位”。只有写作为所有写作者提供一份履历似的证词。借以照亮一个人的精神史，而且从内部——最隐秘的地方和最卑微的位置发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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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中引文均出自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9卷本《卡夫卡全集》（叶廷芳主编）（年10月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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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雷，《独立作家》专栏作家。精神性诗写者。上世纪90年代开始诗歌创作。独立于官方协会与圈子之外，以固守边缘为本体。倾向于发现那些未被发现的，言说那些未被言说的，抱持独立的批判自觉。著有《默雷诗歌集：最后或完成》。现居大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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