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档案本文作者龚国庆，笔名龚郭清，男，浙江义乌人，年9月生，年高中毕业后下乡插队，杭州大学历史系77级本科，南京大学历史学博士，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原题县城男孩——兼论童年的意义作者：龚国庆作者按语：回忆童年，展示历史一斑；认清童年，点亮自己一生。我写本文，具有多样的动机：为了“述往事”，通过追述自己的往事，展示当时社会历史生活的一斑，更为了“思来者”，通过分析自己的往事，想给后人留下一些人生的经验教训，并鼓励后人通过认清自己的童年，点亮自己的美好一生。

高中毕业照

关于出生的传说：一盏明灯和两个胎盘

年9月26日，我出生于义乌县城盐店弄（一条胡同名称）的一个普通工人家庭。

我出生的义乌县城（稠城镇），年（我6虚岁）第二次人口普查时有人。吃国家供应粮的居民与农民的人数，大约是一半对一半。

我有一个哥哥，同父异母，大我九岁。哥哥龚启亭的生母，在生哥哥时，不幸去世。在我之前，我母亲生有两个姐姐。大姐，大约比我大六岁，在我未出生时得病去世。二姐龚惠香比我大三岁，弟弟龚小庆比我小四岁。

后排左起：姐姐，哥哥，我；前排：弟弟

母亲生我时，应该是很高兴的。母亲从小多次给我讲，她生我之前曾梦到一盏很明亮的灯，并说生我时有两个胎盘（其中一个胎盘没有胎儿）。母亲的这种说法，听得我将信将疑（我觉得自己担不起这么辉煌的梦、这么神奇的故事），给我的出生罩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似乎我是一个贵人。到去年离开职场为止，我没有成为一个贵人，已是一个颠簸不破的历史事实。但母亲亲口对我说的说法，似乎也是一个历史事实，我也要予以尊重，故记录在此。

母亲对我的钟爱和信任毋容置疑，强烈鲜明，坚持不懈。在我的印象中，父亲对自幼显得比较笨拙、不太伶俐、不够帅气的我，不是太欣赏。我记得，小时候有一次到农村的一个亲戚家中拜年。进村前，父亲说我长得难看，明显表现出对我的嫌弃神情。还有，在家中很会打孩子的母亲，对生有两个发旋的我的倔犟以及不讨饶，事后往往表示理解甚至欣赏，而且赞赏我从小做事细心；而不轻易打人、打人时下手很重的父亲，却从未对我的倔犟以及不讨饶表达理解，更说不上欣赏（后来，父亲越来越欣赏我，那是后话）。

母亲对我的钟爱和信任，自幼给我温暖，而且一直是我自信心的重要支柱。

一、成长历程

在一个人的成长过程中，与书籍的接触，无疑是非常重要的。我最先接触的书是“小人书”或连环画。

我的父母亲都出身于农村的贫穷家庭，都没有上过学校念过书。尽管在解放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通过扫盲班等途径识得一些字，但在基本面上还是属于“大老粗”（当时流行的语言，指称没有文化的人）。小时候，家里有一些连环画，没有其他书籍。有时，哥哥会带着我们在街上摆个地摊，出租连环画给他人在现场看。年，“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爆发，父母亲出于恐惧，跟随当时带有强迫性的烧书的时尚，把家里的连环画也烧掉了。当时，我还没上小学，还没有来得及培养欣赏连环画文字内容的能力。

在离我家一百米左右的“红星戏院”周围，开有多家租看连环画的店。在店里，人们可以选一本连环画阅看。看完一本连环画，要付店家一分钱，厚一点的要付一分半或两分钱。来店里看书的基本上是大人。身无分文的我，大约从六七岁开始，经常在长条板凳上坐着看书的大人边上蹭看。正在看书的大人，对我的蹭看，大约有三种反应：有的不管不顾，有的故意把书往我的方向倾斜一点以方便我蹭看，有的则故意把书往我相反的方向倾斜过去使我不便蹭看。

8岁那年，正是在连环画的书店里，我听到有人说，从明天开始，要拆佛像、烧佛像了。第二天，果然在街上看到许多年轻人抬着各种各样的佛像等旧物件，去烧毁。这一年是年，我开始上小学。

小人书连环画

我从小显得比较笨拙。7岁时，妈妈似乎担心我考不上小学，让我上了一年幼儿园。据说，当时上小学前，往往要参加面谈，老师会问一些诸如“绳子粗还是线粗？”“凳子高还是桌子高？”之类的问题。

年下半年开始，8岁的我，顺利地到名为“城阳区校”的小学开始念书。上一年级时，我还穿着开档裤（指小孩穿的裆里有口的裤子，方便解手）。我觉得不好意思，向母亲提了抗议。母亲让我改穿满裆裤。

作为文革运动爆发后的首级小学生，我没学过拼音。在文革时期，小学语文课本第一册的第一课往往是“毛主席万岁”五个大字。我已记不得我的教材是否也是这样。在小学开始的几年，上课前，全体同学都要起立，对着教室前面黑板上的毛主席画像和林彪画像，高喊：“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敬祝林副主席永远健康！永远健康！”读小学时，在老师布置的作文作业中，常用的一种体裁是《给毛主席的一封信》。在信中，我们经常向毛主席他老人家汇报自己的成绩，检查自己的不足，并为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感到无比的骄傲，最后敬祝他老人家万寿无疆。

小学三四年级开始，我开始有一些出众的表现。老师有时会拿我的作文，在全班同学前面念一遍。当时，已废除“少先队”，全体同学都是“红小兵”。大约在五年级时，每班有四五个同学可以充当“红哨兵”，似乎比“红小兵”更厉害。我有幸成为其中之一。学校后操场的一个土台下面，挖有一个不太深的防空洞（当时，正与苏联或“苏修”发生军事冲突，形势紧绷）。我曾经与另一位同学，很光荣地佩带着“红哨兵”袖标，在防空洞洞口前站了一会岗。

在五年级的第一学期的评语表上，班主任李其英老师这样写道：

能联系思想实际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宣传毛泽东思想也能主动参加。对各项政治运动（批判资产阶级、搞战备、回收废钢等）表现尚好。学习社会主义文化能刻苦钻研，有时还有一些独特的见解，知识质量提高快，进步显著。今后要进一步加强对毛主席著作的学习，自觉地改造世界观。要进一步加强和同学的革命的团结，特别是和女同学的团结，有错误多作自我批评，有成绩防止骄傲自满。

这位李老师的儿子，也是我的同班同学，字写得漂亮。李老师经常叫他回答问题。儿子回答得不好，口吃的李老师就会非常愤怒地责骂甚至殴打，比较可怜。

有关我在学校里不错的表现，慢慢地也让父母等家人知道了。他们感觉有点意外，心里自然也是欢喜。嘴拙、动作慢、其貌不扬的我，逐步改善了在父母（特别是父亲）心目中的形象。

小学毕业前，我已能写五个字一句的所谓诗歌，用歪歪斜斜的草书（当时几乎没有学过多少规范的书法）抄在大纸上，贴满教室后面的墙壁上。有同学对我说，班主任黄昌秭老师在其他同学前面赞美我，说我手里经常拿着一本书，以后会很有出息。黄老师的赞美，让一直胸无大志的我有些意外，也让我拥有更多的信心。

我的小学念了五年半，初中两年半。年4月14日，我在《回忆·分享·祝福——“相遇四十六年”初中同学会感言》中说道：

初中那时候，我们似乎没有读书的烦恼，听课随随便便，作业潦潦草草，没有“复习”，都是“裸考”（参加高考时我才知道还有“复习”这回事）……初中那时候，女同学叽叽喳喳，已经拥有令人心动的曲线美，开始散发成熟女性的芬芳魅力；男同学似乎唯唯诺诺，总是处于下风，逼急了，就骂一句“起狗娘了”（引者按：“起狗娘了”，意思是母狗发情了）……初中那时候，很多男同学已经肌肉粗壮，喉结突出，在运动会上冲锋陷阵，张牙舞爪，而保持童音的我只能眼巴巴地看着……初中那时候，老师们对我很包容并不断鼓励：张老师对我写“诗”的鼓励，黄老师说我“如果认真的话，前途无量”，陈老师让我懂得什么是“儒雅”，傅老师让我懂得什么是“踏实”……初中那时候，同学们似乎都很开心，飞雄（男同学）放屁之后可以抓起一把臭气抛向女同学，新豪（男同学）前一天一起打泥仗而次日听说已经被割了阑尾……

当时，做作业时，我都是潦潦草草的，不太认真。教我们初中数学的黄老师（后来才知道他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大约当时没有历史课，只能教数学），在一次上课时，批评我做作业潦潦草草，不认真。不过，他又说：“龚国庆如果认真的话，前途无量。”听到这里，我心中不禁生出一丝小骄傲。

我姐姐读小学时就很爱看小说。当时，家里只有15W的灯泡，她有时会坐在椅子的后靠背上，或在椅子再加一条凳子，凑近灯光看小说。我看小说的起步时间相对较晚。读小学时，我还不太有看小说的爱好。读初中以后，我看了不少小说。当时，我家无藏书，在图书馆、文化馆等文化机构又没有熟人，很难借到中外文学名著（在许多成长于文革年代的人物回忆里，大都是通过文化机构熟人看到当时不公开向外借阅的中外文学名著）。当时，我能借到、看到的，主要是《红旗谱》《春风野火斗古城》《烈火金刚》《艳阳天》等现代革命小说。

另外，当时“伟大领袖”出于“阶级斗争”需要，会弛禁一两部古典名著，如《水浒传》（我在年9月6日的日记中写道：“毛主席说，‘《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红楼梦》（据说，毛主席说过：“不读《红楼梦》，就不了解封建社会。”）等。当时，我看了《水浒传》，觉得好看。硬着头皮看了《红楼梦》开头的一两章之后，我觉得很难看，就放弃了阅读。我对我母亲工厂里的一对年轻夫妇说，《红楼梦》很难看。这对年轻夫妇相视一笑后，对我说，你可能太年轻了。读高中时，看了《三国演义》。

有时，在爸爸（虽没上过正式学校，但上过夜校扫盲班之类，平时爱看书，识字不少）的枕头边上能发现一两本竖排版繁体字的旧小说（有的既无封面也无封底，至今也不知道是什么书名）。读高中时，我还得到过邻居家保存的文革前高中《文学》教科书，其中选有岳飞故事等古典文学作品，我都如获至宝，充满享受感地阅读。

我觉得，未成年人读小说具有无限的重要性：可以丰富人生的经验（融纳他人的间接经验），可以拓展人生的视野，可以提供思维的材料、情景和场景，可以让人浮想联翩……

初中时，因为长时间看小说，有一段时间我的眼睛整天流眼泪，都见不得窗户上的光亮。因为看小说耗时耗电，同时也担心看坏眼睛，我看书有时还会遭到妈妈的责打。到高中时，为了保护自己的眼睛，同时许多抓特务、抓地主之类的“阶级斗争”小说本身也没有什么艺术吸引力，我就有意识地戒看小说，较少看小说了。我一直以为，我的眼睛已经看书看坏了，视力应该不好了。

读高中时，有一次进行视图测试，说两只眼睛都1.5。这一结果，让我喜出望外，高兴得跳了起来。顺便谈一下，我热爱读书，但我很荣幸地一直没戴眼镜。除了遗传因素的强大作用之外，我后来比较注意保护眼睛视力，走路、坐车、床上、暗处、近距离，不看书；看一小时书，休息十分钟；每天运动一小时；充分的睡眠。

读初中时，我们开始学习英语。高中时继续学。像小学时学语文一样，英语国际音标也没有好好教、好好学（英语国际音标是到大学后才好好补学的）。当时英语的教学好像也是断断续续，遇到很大的社会政治阻力。当时，反对英语教学的很流行一句话是：“不学ABC，照样干革命。”中学的英语教学，我能记住的只有两句完整的话：“LongliveChairmanMao！”（毛主席万岁！）“AlonglonglifetoChairmanMao！”（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我最熟悉的一个单词是：“revolution”（革命）。

大约在初中时，住在我家对面一幢宿舍里一对老年夫妇在短时间内相继去世。这对据说从上海退休的夫妇，经常站在他们家门口默默地看着两幢居民宿舍（共居住着18户人家）之间的院子里的人和事。他们很少与其他人家接触，也让我们小孩子们感到怕怕的。他们相继去世后，看着他们原先居住的黑洞洞房间，我突然清晰地意识到“死亡”的存在，并苦思不得其解，产生强烈的恐惧意识。那时，我经常会扳着手指头计算自己还有多少年可以活？还有几个十几岁可活？跟在妈妈身后走路时，我也会想，妈妈还有多少年可活？虽然，对“死亡”的追问，没有得到确定的、令人安慰的结论，但在以后的岁月里，我再也没有这种“死亡”的清晰意识和强烈恐惧。清晰地意识到“死亡”，也许是所有人在成长过程中一个必不可少的环节。

年下半年，一上高中，我们就积极投身于热火朝天的“批林批孔运动”（批判林彪，批判孔子）。高中时，课程学习不完整。例如，物理课上得很少，有的学期就根本没发过物理教科书；有的学期虽然发过物理教科书，但只有两三页留有阅读痕迹。年9月11日，我日记本上写道：

上午劳动。下午，遵照主席“阶级斗争是青年的一门主课”的教导，请贫下中农邢宾法同志，作忆苦思甜报告……

在读高中时，我的班被定位为“农机班”，（有的班级被定位为“红医班”，学做赤脚医生，有时上山采点草药，等等。）以摆弄“三机一泵”（电动机、柴油机、拖拉机和水泵）为主业，实际上也没学多少有关“三机一泵”的知识技术，只是有时会到农村把电动机、柴油机拆开，上点机油，到尚未投入使用的义乌飞机场的跑道上以“飞快”的速度开过一次手扶拖拉机。

从小学时代开始，我就觉得自己的记忆能力和表演能力不是很强。背诵《乘法口诀表》时，背了几遍，也觉得印象不深刻，后来不知怎么会背了，也搞不清楚。小学时，我参加过学校文艺宣传队，参加过节目排练，也曾有一两次上台表演。大约找不到感觉，自己就从文宣队溜号了。好在当时的学校，不太需要精细的记忆，也不需要拚命的学习竞争。

在整个中小学十年里，有一个最大的优点，就是我和我的同学们几乎没有一天为读书烦恼过。恢复高考时，我第一次知道参加考试前还需要“复习”。而且，在高中毕业照中，没有一个同学戴眼镜（似乎有个别同学存在轻度近视，但平时不戴眼镜）。

高中毕业照，有人注意到，没人戴眼镜

读高中时，我的求知欲比较旺盛。我看过科普读物《宇宙的秘秘》，觉得自己的心都被掏空了，“宇宙”怎么会是这样？！地球以及人类太渺小了！我背过汉语成语小词典，爱看语文书和《毛泽东选集》中的注释，能完整背诵毛主席诗词。在高中时写的日记本上，我摘记了大量自然科学和历史文化的小知识。我小姨夫的《各国概况》（人民出版社年版）一书（上下册），成为我了解世界知识的主要途径之一。

我也爱看报纸，特别是《参考消息》。义乌县邮电局门口有一阅报栏，处在我母亲工厂（我们基本在我母亲工厂的食堂里吃饭）与我家的中间，我每天路过，几乎都要停下脚步认真阅读，有时天色黑下来也不觉得。

我从小学五六年级开始，会写一些五个字一句的所谓“诗歌”，主要用来歌颂“革命大好形势”和批判“阶级敌人”。读初中时，我在语文作业本上写了一首诗，七个字一句，共四句。作业交上去之后，班主任兼语文老师张权正老师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里，指着这首诗，问我这个词（我记得有个词是“畴昔”）是什么意思，那句话是什么意思。我一一作了解答。听了我的解答之后，张老师和同办公室的一位女老师相视一笑说：“看来是他自己写的。”

高中时，积极参加“批林批孔运动”，又写了比较多的“诗歌”，直骂儒家学者是“儒冠狗”（尽管我对儒家的思想学说一无所知）。其中有一首写得比较长的“诗歌”，还由同班的一位同学在全校师生大会上朗诵（因我的普通话不够好）。高中钱雅芬老师曾称我为“小诗人”，高中语文黄继善老师对我的想象力曾表达佩服，也曾有个别女同学曾请我帮她修改诗歌。

我不知唐诗宋词为何物，只是偶然读过一本郭沫若写的《李白与杜甫》，书中大约表扬李白，批判“地主阶级诗人”杜甫。有一次，我和另一位高中同学到黄继善老师的房间去。黄老师不在房间，我俩无意中发现黄老师收藏的文革前《诗刊》，匆匆看了几行，就像发现新大陆，觉得其中一些诗歌妙不可言。

年7月高中毕业后，我干过一些零活。从9月1日开始，我到父亲所在的国营义乌副食品厂做临时工。干一工活，可得八毛钱的报酬。在忙碌的季节，一天可以完成三班的活，干到夜里一两点钟，可以得到二元四毛钱的报酬，对家庭生活不无小补。因为做临时工有一种“临时”、得过且过、为赚钱而赚钱的感觉，我找不到人生的归属感、灵魂的安顿处，同时心里深处也很想了解农村社会的生活，18虚岁的我，就主动向父母要求提早一年跟批下乡插队务农。母亲带着我去找稠城镇领导提出要求。我的要求似乎没有遇到什么阻力，顺利得到实现。年11月25日，我在日记本写道：

11月25日，星期四（晴）今天是我出生以来最紧张的一天。听到我安插到官塘下大队，心里紧张极了，因为对此村一无所知，连地名也是头一回听到……

年11月26日，我以“知识青年”的身份，带着迷茫又好奇、恐惧而兴奋的心情，第一次离开父母的视野，到离县城约15华里的义乌县江湾公社官塘下大队下乡插队。

二、县城世界

我的父亲龚关球（-），4岁时就没了我的奶奶，14岁时没了我的爷爷，从小给地主家当长工，在解放前就已是一个工人。来自农村的母亲金珠钗（19-），嫁给父亲后，到杭州当过奶妈，后来学会了裁缝，于年参加被服合作社的工作。

我出生的时候，正好是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指中国从年至年期间由于大跃进运动以及牺牲农业发展工业的政策所导致的全国性的粮食和副食品短缺危机）。据父母亲说，那时经常饿得两眼直冒金星。不过，我自己不可能具有这几年的记忆。

从我记事起，父亲工龄较长，工资比母亲高一些。每个月发工资后，父亲留足自己个人的吃饭钱和烟酒钱，把其余部分交给母亲，由母亲统筹安排全家生活。全家人基本上能吃饱，但有所短缺。父母亲上班工作时间，我们兄弟姐妹一般在母亲工厂食堂里就餐。在上一顿饭结束后，凭饭票到食堂里买一定数量（一般用大小不一的竹桶来衡量）的米，把米放进钢精盒里淘洗后，放到蒸笼里蒸。开饭时，凭菜票到食堂购买烹调好的熟菜（根据类别和数量定价，一般蔬菜是五分钱一碟，也可以用三分钱买半碟，荤菜要贵一些），再到蒸笼里拿出饭盒，各自就餐。

为节约粮食，母亲经常蒸一大钢精锅粥作为全家（父亲在自己工厂食堂里就餐）的早餐。我们在中餐前一两个小时，就开始饥肠辘辘，饿得肚子发烫。有时，我们姐弟三个也会被安排到父亲工厂食堂里就餐。父亲工厂的食堂，饭是放蒸笼里蒸的。每人一天三餐的菜价是统一固定的，约一毛一分钱。我们都喜欢到父亲厂里吃饭，因为中午的菜一般有豆腐干之类的菜，并往往夹有几颗肉丝。

小时候，家里经济比较拮据，我们经常要干较多的零活或杂活，以赚些收入弥补生计。我经常到街上和火车站，捡拾人们吃甘蔗时扔在地上的甘蔗皮或甘蔗渣，半天可以捡满一大箩筐。捡回家后，晒干，用来烧饭。我们还会到街上捡拾人们吃梅子后吐出来的梅核。把梅核敲开后，取出梅仁，可以拿去卖。我们小时候最经常干的零活有：纺麻（用脚踏纺车纺麻绳），择毛（分捡猪毛，把原来混杂在一起的猪毛，用镊子一根根地把黑白毛分开），锉胶木（锉平胶木制品的粗糙边缘，胶木制品由母亲所在的“义乌胶木厂”生产），包糖（用糖纸包裹水果糖，父亲在“义乌副食品厂”工作，水果糖是该厂的一种产品），割草砍荆棘（晒干作为燃料）……

小时候，干这些零活，还是很不情愿的（也许，我姐姐是个例外。我父母亲说姐姐从8岁开始主动上街捡梅核，从小就嚷嚷着要到父亲厂里去包糖）。但是，干这些零活一般不影响我们学习。在任何时候，只要我们说要做作业，或去学校晚自修（说来令人惭愧，有时我们兄弟只不过想逃避干活或出门玩玩），妈妈就会马上叫我们放下手中的活去“学习”，而她自己却一个人在煤油灯下默默地干活。

根据文化人类学的相关研究，在儿童做大量工作的社会中，儿童往往更关心他人，更愿给别人以帮助和支持，更会约束自己，更具耐心；在孩子不干什么工作的社会里，儿童更多想到自己需要而不是他人需要，更倾向于从别人那里寻求帮助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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