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北方饭店菜刀

我第一眼见到小白痴顾明,注意到他困惑而游离的眼神,就从心底喜欢上了他。汉族语言里,男人之间不能用“爱”字,如果不顾这些规矩,我第一眼见到小白,就爱上了他。

小白个子不高,皮肤白,脸蛋最突出的地方,点点浅黄色的雀斑。方脑,平头,头发不多,体毛浓重。可能是要发挥体毛的作用吧,最爱穿短裤。在北京,一条斜纹布大裤头,从三月初供暖刚停,穿到十一月底供暖开始。大腿下段和小腿上段之间,裤筒遮挡不住,袜子够不到,常年迎风挡雨,废退用进,体毛尤其浓重。

从外面看,基本看不见黄白的皮肉。小白浓眉细眼,眼神时常游离,看天,看地,看街角走过来的穿裙子的姑娘,不看课堂里的老师,不看和他说话的人。眼神里总有一豆不确定的火苗在烧,太阳照耀,人头攒动,火苗害怕,噗就灭了。小白的眼神让我着迷,鬼火一团,那里面有遗传过来的胆怯、懦弱、摇摆、无助、兴奋、超脱、困惑、放弃,简单地说,具备将被淘汰的物种的一切特质。

我从来不想象蒙娜丽莎的微笑,半男不女的,贴在燕雀楼门口的广告牌子上,当天晚上就会被小混混们画上胡子。我偶尔琢磨小白的眼神,在这个气势汹汹、斗志昂扬、奋发向上的时代里,我在小白那儿,体会到困惑、无奈和温暖,就凭这个眼神,我明白,我们是一伙的。

后来,年的夏天,我开辆年产的2.8升六缸BuickRegal车,在新泽西北部的二八七号高速公路上,暑期实习,上班下班。那个路段的高速路,草木浓密,山水清秀,路边竖着警示牌,说小心鹿出没。具体上班的地方叫FranklinLakes,大大小小的湖,好些是世家私有,外人的车开不进去。听说湖边长满水仙,那些世家子弟弹累了钢琴,光天化日下绕湖裸奔,阳具粗壮的,自己把自己的膝盖打得红肿热痛。

在高速公路上,我没看见过鹿出没,但看见过鹿的尸体,撂在紧急停车带上,比狗大,比驴小,血干了,身上团团酱黑,毛皮枯黄。我常看见松鼠出没,停在路当中,困惑地看着迎面而来的车辆。我的老别克车压死过一只,那只松鼠有我见过的最困惑的眼神,很小地站立在我车前不远的行车线内,下肢站立,上肢屈起,爪子至下腭水平,两腮的胡须炸开,全身静止不动。那个松鼠被高速开来的汽车吓呆了,那个眼神让我想起小白。

我看了眼左侧的后视镜,没车,我快速向左打轮,车入超车道,那只松鼠也跟着躲闪进超车道。右轮子轻轻一颠,我甚至没有听见“吱”的一声,我知道,那只松鼠一定在我的车轱辘下面被压成鼠片了。太上忘情,如果更超脱一点,就不会走上这条路。最下不及情,如果再痴呆一点,就不会躲闪。小白和我就在中间,难免结局悲惨,被压成鼠片。

小红后来问我,小白从来没有正眼看过她,为什么还会对她如此眷恋,死抓着不放?我没有回答,我想,我要是小红,如果一切可能,我会狂踩刹车,绝不把小白压成鼠片。

我第一次见小白是年的秋天,我拎着三瓶燕京清爽啤酒和半斤盐炒五香花生米去看他。教导处的小邵老师告诉我,有个留学生刚来,你去看望一下,介绍一下我们学习和生活的环境,让他对我们的学校和祖国充满信心。

我敲北方饭店二○四的门,小白开了门,我说:“我是秋水,我们会在一个班上课,我来找你喝啤酒。你以后有什么麻烦,可以找我商量。”

“哦。”小白只有一个杯子,杯子上画着一只大棕熊,“Winnie-the-Pooh一个,只有一个杯子。”小白的汉语很慢,英文很快,英文的发音悠扬纯正,听上去仿佛美国之音。

我的英语是哑巴英语,我羡慕一切英文说得好的人。我从初中开始背词典,从高中开始看原文的狄更斯、劳伦斯、亨利·米勒,看韩南英译的《肉蒲团》,但是我开不了口。我害羞,我耻于听到我自己发出声音的英文。为了不断文气,我读原文小说的时候基本不查词典,我认识好些词,但是我不知道如何发音。

看《查泰莱夫人的情人》:“她完全沉浸在一种温柔的喜悦中,像春天森林中的飒飒清风,迷蒙地、欢快地从含苞待放的花蕾中飘出……”当时生理卫生课还没上,我不想查劳伦斯提及的那些英文指的都是哪些花,我想赶快看,那个守林汉子继续对查泰莱夫人做了些什么?怎么做的?为什么做?做了感觉如何?查泰莱夫人两腿深处,除了清风朗月和《诗经》《楚辞》里面的各种花朵,还有什么结构?

“你用杯子,我直接用啤酒瓶子喝。”我说。小白也没有起子。我环视四周,有个朝南的窗户,窗台是砖头洋灰结构。我左手将啤酒瓶盖垫着窗台沿儿,我右手铁砂掌瞬间发力,瓶盖丁零落地,窗台沿儿只留下浅浅的痕迹,酒瓶子没有一点啤酒溅出来。辛夷的开瓶绝技是用槽牙撬。

后来科研实习,我和辛夷二选一,争进妇科肿瘤试验室,妇科大佬陈教授因为见识过我的铁砂掌开瓶绝技,挑了我:“秋水手狠,灵活,知道如何利用工具。辛夷就算了,养细胞基本不用槽牙。”辛夷去了药理试验室,试验用狗用兔子,先把狗和兔子搞成高血压,然后再用降压药,看生理改变。以后,辛夷咧嘴笑,露出他精壮闪亮的大白槽牙,我总仔细打量,怀疑他槽牙的缝儿里,每天都藏着狗肉丝和兔子肉丝,心里艳羡不尽。

“窗台会坏的。是不是需要赔偿给学校?”小白喝了口我倒给他的燕京啤酒,没干杯,第一句话是担心的询问。

“你签的合同上有不让用窗台当酒瓶起子这条吗?”

“没有。什么合同都没签。”

“你到了中国,到了北京,好些东西要学会凑合,尤其是最初几个月,工具不齐,举目无亲,要有创造性。窗台可以当起子,门框可以夹碎核桃,门梁可以当单杠。这个,常住宿舍的都会,辛夷和厚朴都是专家。还有,不管有规定说不让干什么或是让干什么,如果你想干,先小规模干干,看看领导和群众的反应,没事儿,没死太多人,再接着明目张胆地干。”

“哦。酒淡。”估计小白没听明白,又喝了一口,然后爬上床,站在靠墙的床沿上,继续将一面美国国旗,用大头钉固定到墙面上。

“嫌淡就多喝。”

“直还是不直?”小白牵着美国国旗,红红蓝蓝的,星星和条条,很有形式美。

“应该说平还是不平。你要是说中文困难,我们可以说英文。”

“平还是不平?”

“平。”

小白的屋子里,一床,一桌子,一书柜,一对沙发,一个独立卫生间,一对小白带来的大箱子,箱子上贴着英文的航班标记:CA,旧金山到北京。我坐在沙发里,对着瓶子喝啤酒,小白爬上爬下,一边从棕熊杯子里喝酒,一边收拾东西。

一些花花绿绿的外国书,基本都是医书,基础课和临床的都有,《生理学》《病理学》《解剖图谱》《药理学》《希氏内科学》《克氏外科学》之类,立在书架上,书名要人扭着脖子从侧面才能看清。走近些,那些书散发出一股木头的味道,和我们的书不一样,我们的书散发出油墨的味道。

桌子上两个相框,一大一小,两片厚水晶玻璃夹住照片,下沿儿左右两边由两根细不锈钢支撑。我没有相框。我女友有相框,照片是我们俩和她父母的合影,他们家三个胖子,我一个瘦子,我艳羡地笑着,仿佛希望我也有成为胖子的那一天。我女友的相框是塑料的,两片薄塑料夹住照片,周围涂金漆,框子上有凸起的四个字:美好回忆。小白的大相框里,一男一女。

男的戴眼镜,高大;女的不戴眼镜,矮小。背景是海水以及海边干净的楼房,翠绿明黄,仿佛水果糖,干净得一看就知道是腐朽的资本主义。

“左边的是我爸,右边的是我妈。我爸原来也是仁和医学院毕业的,我妈是弹钢琴的。”小白说。

我后来知道,顾爸爸是仁和的传奇,每门课都拿全年级最高分,不给其他任何人任何一次得第一的机会。和大内科王教授一拨儿赶上“文化大革命”,插队到内蒙古,五年一眼书都没看,王教授《内科学》看了九遍,“四人帮”一倒台,四处炫耀,在别人面前倒背如流,还是不敢在顾爸爸面前背书。

20世纪80年代初,顾爸爸觉得国内实在是欺负人——当时社会上流行一句话:拿手术刀的不如拿剃头刀的——所以顾爸爸通过一个台湾教授的介绍去了纽约,到了肯尼迪机场,兜里有二十块美金。刚到美国,医生当不成,还要吃饭,顾爸爸就当黑中医郎中。

买了一盒银针,看了三天针灸书,八层报纸上扎了一天,自己胳膊上扎了一天,顾妈妈胳膊上扎了半天,然后就在纽约下城Bowery街附近的中国城开始扎别人的胳膊。三年后,《世界日报》上管顾爸爸叫神针顾,和包子刘、剃头郭、大奶孙一个等级,店铺开到哪里,哪里就交通拥堵,鸡飞狗跳,治安恶化。到了小白长大,看正经东西一眼就犯困,提到玩耍两眼就发亮。

顾爸爸觉得自己的种子没问题,有问题的一定是土壤,美国没有挫折教育,孩子不知道什么叫吃苦,没得过感冒,如果早上爬起来上学念书感到内心挣扎,法律规定需要请心理医生。

顾爸爸打包把小白押送回北京仁和,交到昔日同学王教授手里说:“还是学医容易养活人。要是比我资质差,看一遍记不住,就照着你的方法做,看九遍;要是根本就不看书,就大嘴巴抽他。”

王大教授说:“一定。”小白第一次拿针,静脉采血,像是拿着一把二斤沉一尺长的杀猪刀。要被采血的病人还是个老人民警察,审讯时还多次犯过严刑逼供造成疑犯伤残的错误,看见小白的眼神,说他听见窗外有猪叫听见门外北风吹死活求周围的护士再关严一点已经关紧的窗户和门。

辛夷说:“小白别紧张,很简单的,静脉采血就像玩剁刀,和小时候下完雨,在泥地上玩‘剁刀切肥肉’一样,把病人的胳膊想象成在湿土地上画出的肥肉。”小白说,他小时候没玩儿过剁刀,他开过卡丁车,他去TangoWoods听过露天音乐会、贝多芬的《D大调小提琴协奏曲》,去超市买肉也是切好冻好在冷冻区放好的。之后实习,小白也出了名,和甘妍一样,被当住院医生的师兄师姐们重视。

如果病人总无理要求见老教授和大专家,就把表情凝如断山上半身如白板的甘妍带过去冒充。如果病人总无理要求继续治疗,病好了还赖着病床不出院,浪费国家医疗资源,就把小白带过来,告诉病人,顾大夫明天给你抽血,做骨髓穿刺和腰椎脊髓穿刺,还有血气试验,同时在病房里大声说:“顾大夫,你看看,咱们病房的局麻药是不是剩得不多了。”

小白比起顾爸爸,按我老妈的话说,就是黄鼠狼下耗子,一拨不如一拨,一辈不如一辈,都这样。我的确不如我老妈,我不会说蒙古话,眼神里没有狼的影子,喝不动六十八度的套马杆酒,喝多了也不会唱“蓝蓝的天上白云飘,白云下面马儿跑,手举鞭儿向四方,哪里是我的家乡”。我们教授也总这样说,他们五八级的不如新中国成立前毕业的,八○级的不如他们五八级的,我们九○级的不如八○级的。

总之,人类的遗传史,就是一部退化史。从一个更广阔的时空视角,孔丘说,尧舜禹的时代,是个异性恋的圣人和同性恋的艺术家遍地走的时代。五千年前的古人按现在的角度看就应该是半人半神,从道德品质和身体素质上看,和我们都不在一个水平上。小白、我、辛夷都是证明。

小白另外一个小些的相框里,一个女孩儿,右手托腮,唇红齿白地笑着,短头发,吹风机吹过。照片里粉红的柔光,显得女孩儿的肉脸很圆润,长得有点像关之琳。

我想,美国是好啊,打在人脸上的光都不一样。后来才知道,这种柔光照片,叫艺术照。后来,小红认识了一个叫迷楼的影棚的老板,也去照了这种艺术照,说是在纸上留住青春,等有女儿了向她证明,妈妈比女儿好看,人类的遗传史,就是一部退化史。

一套十好几张,黑白照片,泛黄的基调,小红烧肉上了很重的妆,嘴显得很小,眼神无主,手足无措,仿佛雏妓。小红烧肉问我要不要挑一张走。最像雏妓的一张已经被她爸挑走了,最不像雏妓的一张被当时已经是她男朋友的小白挑走了。我说,不要。

“你女朋友?”我指着照片问小白。

“女的朋友。我妈的钢琴学生,很小就和我一起练琴,她坐琴凳的左边,我坐琴凳的右边,也就是说,她坐我左边,我坐她右边。”

“不是女朋友,照片这么摆着,别的姑娘看见,容易误会,挡你的机会。”我女友见小白第一眼,知道了他爸爸的传奇以及小白从美国来,对我说,班上个子矮的女生要倒霉了,要被骚扰了。我说,小白看上去挺老实的啊,个子不高,白白的,乖乖的。我女友说,你戴上眼镜,看上去也挺老实的。

“这样更好,我爸爸希望我努力学习,看九遍《内科学》,像王教授那样,笨人下死工夫。”

“你中文不错。”

“我上完小学才出国的。原来在和平街那边,和音乐学院的一些子弟玩儿,我妈是音乐学院教钢琴的。但是中文好久不说了,生硬。”小白说。

听到钢琴,我看了看我的手指。我的手指修长,小指和拇指之间的展距大于二十五厘米。

小学老师开始不知道我五音缺三,跟我老妈讲,让他学钢琴吧,否则浪费天才。我老妈说:“我们家放了钢琴,老鼠侧着身子都进不去屋子了。钢琴?我们厂长都没见过。”

后来,我老妈给我买了一个口琴。但是我肚子不好,一吹口琴,吃到前几天的口水,就闹肚子,所以基本没吹。我长大了之后,还是五音不全,还是对音乐充满敬畏但是一窍不通,对能歌善舞的姑娘没有任何抵抗力,在她们面前充满自卑感。我无限羡慕那些精于口哨唱歌弹琴跳舞的优雅男生,趁热儿吃碗卤煮火烧,坐在琴凳上,打开钢琴盖儿,一首门德尔松的小夜曲,地板立刻变成祥云,姑娘立刻变成公主,手指产生的音符就是手指的延长,直截了当地解开公主灵魂的胸罩和底裤,集中于敏感点反复撩拨。

再后来,我姐姐生了个儿子,他继承了我修长的手指。加州湾区的房子大,我姐姐要给我外甥买个钢琴。我老妈说:“还是买两把菜刀吧,再买一块案板,一手一把菜刀,也能敲打,也练手,剁猪肉、剁韭菜,实用,省钱。”我外甥喊:“我要菜刀,我要菜刀,我不要钢琴。”我姐姐恶狠狠看了我老妈一眼。

“这里生活还算方便。”我开始介绍,“大华电影院北边有个奥之光超市,吃喝拉撒的小东西都有,就在你住的这个酒店斜对面。穿的,去秀水市场,各种假名牌都有,便宜,偶尔还能找着真货。来料加工,一百套的材料做出一百零二件,一百件按合同运到国外,剩两件流入国内,来到秀水。这种真货,辛夷和魏妍都会认,魏妍更会砍价钱,让她陪你去,不吃亏。

但是买完衣服,她会暗示你,请她吃法国大磨坊的面包,秀水边上就有一家店。东单街上也有很多小店,你喜欢可以逛。辛夷说,晚上七八点钟逛最好,白领姑娘们都下班了,手拉手逛街,一家店一家店地逛。但是你别像辛夷一样,从正面盯着人家看太久,小心姑娘喊,臭流氓。

那样警察就会出来,你美国护照不及时亮出来,就可能被带到派出所。你可以从背后看,按辛夷的话说,看头发,看肩膀,看屁股,看小腿,没人管,而且,背影好看的比前脸好看的女生多很多。

医院附近,两点最好:一、暖和,病人怕冷,医院暖气烧得最早最足;二、吃得方便,总要给手术大夫预备吃的,食堂从早上六点到晚上十二点都有饭。医科院基础所的食堂,十点钟有馄饨,猪肉大葱,好吃。厚朴有私藏的紫菜和虾皮,我们可以一起抢,放在馄饨汤里。不要怕他叫,杜仲的嗓子比厚朴大多了。厚朴要叫,杜仲会喊:厚朴,你吵什么吵,再吵打死你。要玩儿,到我们宿舍来,基础所六楼,你要快点学会麻将。九号院可以打网球,医院的各个天井里都可以打羽毛球。”

“听你说,辛夷应该是个坏人?”小白问。

“辛夷是个好人。”我回答。

啤酒走肾,我去小白房里的洗手间。妈的,小白的洗手间可真大,足有十几平方米,可以横着尿、竖着尿、转一圈然后接着尿。我看着尿液溅出一层厚厚的泡沫,比啤酒的泡沫还厚。

我想,啤酒是为什么啊,进入身体又出去?

我是倒尿盆长大的。我们整个儿一个胡同的一百多人,共用一个十平方米的厕所。我做饭煳锅,洗碗碎碟子,扫地留灰。我老妈说:“尿盆总会倒吧?倒不干净,留着明天再倒。”从此,倒尿盆成了我唯一的责任。

我端着五升装的尿盆,尿盆是搪瓷的,外壁上印三条巨大的金鱼,盖上印一朵莫名其妙的莲花。我穿过巨大的杂院,我躲过自行车,我闪开追逐打闹的小孩儿,我疾走到胡同口,我看到厕所附近被屎尿滋润的草木茁壮成长,我掀开尿盆盖,我看见厕所墙上二十四个重彩粉笔字“天冷地面结冰,大小便要入坑,防止地滑摔倒,讲卫生又文明”,我将尿液急速而稳定地倾倒进大便池,我尽量不溅到旁边蹲着看昨天《北京晚报》、坚持不懈、默默大便的刘大爷,我退出身儿来,我长吸一口气。

所有活动,我都在一口气内完成,从小到大,我其实并不知道尿盆的味儿。后来,我发现我肺活量极大,四千五百毫升,长跑耐力好,三千米从来不觉得憋气。我还发现我嗅觉不灵敏,和公共厕所比较,每个姑娘在我的鼻子里都是香香的。这些都是从小倒尿盆的好处。

在小白十几平方米的洗手间里,没有发现拿着《北京晚报》的大爷,我自由自在地小便,然后不慌不忙把小弟弟收进裤裆。我想起在厕所里看《北京晚报》的刘大爷,他总是坚持看完一整张报纸,撕下他认为文气盎然可喜应该保留或者给小孙子们看的好文章。

我学着辛夷归纳总结了一下,我和小白最大的区别,就是五升装尿盆和十平方米洗手间的区别。

04.陆军学院第一眼

后来,小红告诉我,她在军训时第一眼见到我,注意到我困惑而游离的眼神,就从心底喜欢上了我。

我没见过自己的眼神。对着楼道里的更衣镜,我看见的总是一个事儿事儿的反革命装逼犯(王大师兄为定义我而铸造的词汇)。我更无法想象,六七年前在军训时我的眼神是什么样子的。

“我眼神是不是贼兮兮的?”后来,在我和小红烧肉在一起的唯一的两个星期里,我仰望着由于粉尘污染而呈现暗猪血色的北京夜空,问怀里的她。

“不是。很黑,很灵活,毫无顾忌,四处犯坏的样子。隔着眼镜,光还是冒出来。”小红烧肉香在我怀里,闭着眼睛说。猪血色的天空下,她是粉红色的。她的头发蹭着我的右下颌骨和喉结,我闻见她的头发香、奶香和肉香。我痒痒,但是两只手都被用来抱着她,我忍住不挠。

“你喜欢我什么啊?”我问小红烧肉。王大师兄说过,这种问题只有理科生才问。他也问过成为了他老婆的他们班的班花,班花骂他没情调,没品位,没文化。可是我想知道,一个没有经过特殊训练的姑娘,如何从几百个同样穿绿军装剃小平头的男生中间,一眼挑出那个将来要她伤心泪流日夜惦记的混蛋。没有没有原因的爱,没有没有原因的恨,学理的需要知道论证的基础,没有基础,心里不踏实。

“眼神坏坏的,说话很重的北京腔,人又黑又瘦。当时的你,比现在可爱,现在比将来可爱。听说过吗?好好学习,天天向下。说的就是你的一生。当时那个样子,才能让人从心底里喜欢,我现在是拿现在的你充数,试图追忆起对当时那个北京黑瘦坏孩子的感觉,知道不?所以,你是条烂黄花鱼。”小红继续香在我怀里,闭着眼睛说。天更红了,人仿佛是在火星。

“那叫滥竽充数,不是烂黄花鱼。”

“我从小不读书,我眼睛不好,我妈不让我读书,说有些知识就好了,千万不要有文化。

有知识,就有饭吃;有了文化,就有了烦恼。烂黄花鱼比滥竽好玩。”

“从心底里喜欢是种怎么样的喜欢啊?”我问。

“就是有事儿没事儿就想看见你,听见你的声音,握着你的手。就是你做什么都好,怎么做都是好。就是想起别人正看着你,听你聊天,握着你的手,就心里难受,就想一刀剁了那个人,一刀剁了你。就是这种感觉,听明白了吧?好好抱着我,哪儿来那么多问题?你这么问,就说明你没有过这种感觉,至少是对我没有过这种感觉。”

“我有。我只是想印证,我们在这个问题上的感觉像不像。”我说。

我刚考上大学,去军训的那年,一米八一,一百零六斤。夏天在院子里,知了扯着嗓子拉长声叫唤,我光了上身冲凉,顺便在自己的肋骨上搓洗换下来的袜子和裤头,顺便晾在枣树树枝儿上。当时ELLE杂志上说,有个从非洲逃出来的世界级名模,也是一米八一,一百零六斤。

杂志上没提,那个姑娘胸有多大,我无从比较。我想,一米八一,一百零六斤,胸能有多大?

我一口气能做三十个双杠挺身,胸肌发达,要是名模的乳房不比我胸肌大许多,我也可以号称名模身材了。

因为仁和医学院的预科要和北大生物系的一起上,所以,我们要和北大一起军训。

高二的时候,五月底的一个下午,全学校的狗屁孩子几乎都出去了。我怕走长路,而且天也阴了,闷闷的,蝙蝠和燕子低飞,要下雨。要是出去了,身上没带家伙,刘京伟怕被白虎庄中学的仇家围起来打,张国栋下了学要去找他女朋友看一个叫《霹雳舞》的电影(除了张国栋自己,没人认为那个女孩儿是他女朋友,包括女孩儿自己)。

我说:“傻逼啊,马上要下雨了。”桑保疆说:“那好,咱们打牌吧,三扣一,不赌脱衣服了。刘京伟,你长得跟牲口似的,看了会做噩梦的。秋水,你长得跟手风琴似的,没什么可看的。咱们赌真钱,人民币,但是衣服可以换成钱,不论大小,一件当五毛。”

生物课老师夹着讲义来上课,教室里只有我们四个人。我们围坐两张课桌对拼成的牌桌,我和刘京伟平平,张国栋输了,桑保疆赢大了,桑保疆正吵吵,再赢下去,张国栋就有借口当掉裤头,光着屁股见他的姑娘了。生物课老师说:“你们为什么打牌啊?”我说:“其他人都不在教室。”生物课老师说:“别人不上课,你们也不要打牌啊。”

桑保疆说:“那,我们不打牌了,我们打麻将吧。”张国栋说:“那,老师您上课吧。”刘京伟说:“你愣着干什么,快讲课啊,课本翻到多少页啊,女的和桑保疆到底有什么不同啊?”生物课老师没说话,放下生物进化时间表的教学挂图,凑过来看我们打牌。我瞄了一眼,那张生物进化时间表上是这样描述的:“四十五亿年前,地球形成。

十五亿年前,出现最古老的真核细胞生物。一百万年前,新生代,人类繁盛。”这时街上忽然一阵风,雨点砸下来,溅起地上的尘土。

“看你们的散漫劲儿,没组织,没纪律的,所以要军训。”我老妈说。

“哦。但是为什么只选我们和复旦两所学校啊?不公平。”我的理科生天性改不了。

“公平不公平取决于你看问题的角度。只有你们这两所大学享受这么好的教学设施、国家财政拨款和国家给的名气,公平吗?我没遇见你爸的时候比你现在聪明多了,但是旧社会没有给我上学的权利,公平吗?要是我上了大学,我能当部长,比你还牛逼。”我老妈被我长期的提问训练出来了,基本能应付自如。

“你为什么让我学医啊?”

“养儿防老。我本来想生四个孩子,一个当售货员,一个当司机,一个当医生,一个当厂长。这样,生活不愁。你姐姐当售货员,不用油票和粮票,不用排队,也能买到花生油和粮食。你哥当司机,你当大夫,我和你爸有了病,你哥就开车接了我们,医院去看病,不用挤,不用挂号,不用花钱。你的弟弟当厂长,厂长有权分房子。结果只生了你们三个,而且你哥和你姐都没有出息,不上进,不听组织决定,不按照我给他们设计的轨迹成长。就剩你了,你当然要当医生。”

“生四个最好了,不拉别人家的小孩儿也能凑够一桌打牌了。我哥不当司机,你也有车坐啊,他买了一个车。我不当医生,医院给你住,给我爸住,进什么科,你们随便挑。”

“小王八羔子,你咒我们得病啊,没良心的东西!你不当医生,你干什么去啊?”

“哦。”这个问题问住了我。我从来不知道我该干什么。我、刘京伟、张国栋、桑保疆,都不知道自己该干什么。刘京伟喜欢吹牛皮和打架,张国栋热爱妇女。我知道我一定不能学的专业,比如中文,那还用学啊,不就是把中国字从左边码到右边,切吧切吧,搓搓,长短不一,跟你老妈唱唱反调,跟你单位领导唱唱反调,跟街上卖的报纸杂志唱唱反调,就是小说。我还知道我学不会的,比如数学,我真不会啊。

我吃了一根冰棍,我又吃了一根冰棍棍,我一共吃了两根冰棍,这种逻辑我懂。但是1+1=2,我就不能从心底认同。桑保疆更惨,他的逻辑是,我吃了一根冰棍,我又吃了一根冰棍,我吃了一顿冰棍,爽啊。高考过后,桑保疆苦着脸找到我说,他蒙对了好几道大题,考过了重点线。我说:“好啊,恭喜啊。”桑保疆说:“好你妈,分数太低,报的北大清华都没考上,被分配到了南开大学数学系,陈省身是名誉主任,系里的介绍材料说,这个系是培养数学大师的。”我从来没有乐得那么开心过,恶有恶报,天理昭昭。

“当医生好,只要还有人,就有医生这个职业,就有医生的饭吃。”我老妈接着说。后来,我发现,我老妈把她遇事探最底线的毛病一点不剩都传给了我。我坐到麻将桌上,就做好准备,把兜里的钱都输光。我在东单大街上看见从垃圾桶里掏出半张烙饼就往牙里塞、掏出半罐可乐就往嘴里灌的大爷,就琢磨,我会不会有一天也沦落到这个地步,然后想,果真如此,我要用什么步骤重出江湖?

“那干吗要上仁和医学院?还有那么多其他医学院呢?”我问。

“废话,哪儿那么多废话?这还用说吗,你上学,国家出钱,仁和八年一贯制,你读得越多,赚得越多,出来给博士学位。而且,学的时间越长,说明本事越大,就像价钱越贵,东西越好一样。傻啊,儿子。”

总之,我上了仁和,跟着北大理科生军训一年。这一年军训救了我,我从一百零六斤吃到一百四十斤,从一个三年不窥园的董仲舒,锻炼成为一个会打三种枪,会利用墙角和窗户射击,会指挥巷战,服从命令爱护兄弟的预备役军官。

军训时,我第一眼看到小红的时候,她和其他女生一样,早饭吃两个大馒头,穿镀金塑料扣子的绿军装,遮住全部身材,剪刘胡兰一样的齐耳短发,露出一张大脸,脸上像刚出锅的白面大寿桃一样,白里透红,热气腾腾,没有一点点褶子。第一眼,我不知道小红的奶大不大,腰窄不窄,喜不喜欢我拉着她的手,听我胡说八道。小红对这一点耿耿于怀,她说她会记恨我一辈子。

后来,那两个星期,小红烧肉对我说:“你不是对我一见钟情,不是第一眼见到我就从心底喜欢上了我,这样对我不公平,你永远都欠我的。这样我们就不是绝配,既然不是绝配,和谁配也就无所谓了。”

“你为什么对这个这么在意?我和你上床的时候,已经不是处男了,我和你上床的那段时间里,也和其他人上床,这些你都不在意?”

“不在意。那些不重要,那些都无可奈何或者无可无不可。但是,你不是第一眼看我就喜欢上我的,这个不可以原谅。”

“我有过第一眼就喜欢上了的姑娘,那个姑娘也在第一眼就喜欢上了我。那时候,我除了看毛片自摸、晚上梦见女特务湿裤裆之外,还真是处男;那个姑娘家教好,不看毛片,不自摸,梦里基本不湿,那时候一定还是处女。但是那又怎么样?你是学理的,假设是可以被推翻的,时间是可以让化学物质产生反应,然后让反应停止的,变化是永恒的。现在,那个姑娘抱着别人的腰;现在,我抱着你。事情的关键是,我现在喜欢你,现在。”

“我知道那个姑娘是谁,我嫉妒她,每一分钟,每一秒。秋水,你知道吗,心里有一个部分,是永远不能改变的。”

“你第一眼见辛夷是什么感觉?是不是也立刻喜欢上了他?那时候,他也是眼神坏坏的,说话很重的北京腔,人又黑又瘦。不要看他现在,现在是胖了些,可军训那时候很瘦的。”

“我对他没有感觉,没有感觉就是没有感觉,和其他事情没有关系,也没有道理。我知道那个姑娘是谁,给我把剪刀,我剪碎了她,每一分钟,每一秒。”

我说:“你汪国真读多了吧?脑袋吃肿了吧?我们去吃四川火锅吧?”我们去水碓子人民日报社附近的一家小店——山城辣妹子火锅。小红对老板说:“锅底加麻加辣,啤酒要冰的。”小红一人喝了三瓶啤酒,给我剥了两只虾,夹了四次菜。吃到最后,小红对我说,她从上嘴唇到尾巴骨都是热辣辣的。

我说:“吃完到我的实验室去吧,冰箱里有半瓶七十度的医用酒精,加冰块喝,加百分之五的冰镇葡萄糖溶液喝,让你从上嘴唇到尾巴骨都是热辣辣的。”小红说,不用麻辣烫,不用七十度的医用酒精,她的奶大腰窄嘴小,她自己就能让我从上嘴唇边边到尾巴骨尖尖都是热辣辣的。

我第一眼看到小红烧肉的时候,我刚到军训地。接待我们的教导员是个有屎硬幽默的人,他说这是个光辉的城市,除了灰,什么都没有。

我们都住进了一样的营房,睡一样的铁床,用一样的被褥,坐一样的四腿无靠背椅子,剃了一样的平头。

发给我们每个人两套夏常服,两套冬常服,一套作训服,一件军大衣,一件胶皮雨衣,一顶硬壳帽,一顶便帽,一顶棉帽,一双皮鞋,一双拖鞋,两双胶鞋,一套棉衣,一套绒衣,两件衬衫,两条秋裤,四件圆领衫,四条内裤,两双袜子,一个军绿书包,一个小凳子,两个本子,一本信纸,一个铅笔盒,四支铅笔,一支圆珠笔,一块橡皮,一个尺子,十个衣架,四个木质小夹子,一个饭盆,一双筷子,一个脸盆,一块手巾,一块肥皂,一个水杯,一个漱口杯,一个牙刷,一管牙膏,一包手纸。所有人都是一个牌子,一定数量,没有差别。

厚朴说:“这可不行,所有人都一样,东西很容易丢。”厚朴先记下物品上本来的编号:小凳子,24-号;饭盆,号;水杯,号。没有编号的物品,厚朴用自己带的记号笔,在所有发给他的东西上写下他的名字:厚朴。实在没地方写下中文的地方,比如那四个木质小夹子,厚朴就写下他的汉语拼音缩写:hp。后来,我们的细小东西都丢光了,只有厚朴的配置还全,我们拿厚朴的东西来用,从来不征求同意,从来不还,厚朴就在整个营房到处扒看,连厕所也不放过,寻找带自己名字的物品——厚朴或hp。再后来,厚朴感觉到名字品牌的重要性和互联网的巨大潜能,年1月某日晚上7点多,用北京高能物理所的电脑,试图注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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